[33]对于数据保护的抽象探究，遮盖了其应服务的正确立法目标。

而人格自由则明显属于宪法权利的范畴，在德国法上几乎等同于人的行动自由。总之，人格权编只有置于民法典分则之首，才能确保民法典在在价值层面和逻辑层面的内在一致性，突出人的优先性，并彰显中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

死者的遗骨，包括火化后的骨灰，应以具有尊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来处理。就此而言，国外的有关立法尤其值得关注。二是民法典中人格权编的立法体例（外在体例问题）。其中，享有一词是显然考虑到人格权的独特性：其取得方式是先天和与生俱来的，由法律直接赋予，因此，其获得是静态的享有。这里并非是为捐献者设定一项义务，而是从维护捐献者的尊严和身体健康出发，对其捐献行为设定了一项限制。

根据该法，个人有权对信用报告机构的报告提出异议，有权要求其采取更正、删除、核实相关信息等措施。而在此前全国人大法工委所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曾明确使用个人信息权这一重要概念，这本是对《民法总则》第111条的重大发展，因为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权利完全符合民事权利的构造（主体—客体—内容），承认个人信息权是比较法上的普遍性趋势。因此，从立法科学性的角度出发，民法典最优的选择是删除荣誉权条文。

因此，与之相对应，在民法典分则中，人格权编自然应该成为首编。以法国法为例，经2008年12月19日的法律修订后，《法国民法典》第16-1-1条规定，对人体的尊重不因死亡而终止。另外，关于身体权的第784条，身体完整、身体不可处置及不可侵犯，是身体权三位一体的概念。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法官在未来针对所谓安乐死等问题的解释预留余地。

另外，根据2003年所通过的《公平和准确信用交易法》，消费者每年可免费自信用报告机构获得一份其信用报告。３．关于信息主体删除权的使用情形，关于信息主体删除权的使用情形，二审稿草案第815条第２款进行了明显的限缩，删除了一审稿草案所规定的几种情形：信息储存期限已经届满。

该论者在其下所列举的通信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等显然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范畴）。然而，禁止支付报酬是人体不得有偿处置原则的重要体现，因此应予以恢复。但此修改似乎值得商榷。该法要求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精确、公平和保护隐私的信用报告，惩治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导致包含错误信息的信用报告。

很多时候只是象征性的赔偿。《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1121-2条规定，对于涉及人的有关研究，人类的利益永远优先于单纯的科学或企业的利益。而后者是人体机能正常运转过程中所周期性产生的产品，如头发、牙齿、指甲等，以自然方式即可收集。其原因在于：首先，精神损害赔偿其实并非损害的赔偿，德国法上说它是慰抚金（Schmerzensge）。

基于自动化处理而生成的网络画像，意味着用户提出异议权利的消失，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使得作为网络画像的对象很难提出质疑。在法国法上，精神损害的正式称谓也是非财产损害（ｐｒéｊｕｄｉｃｅｓｅｘｔｒａ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ｕｘ）。

向内部投诉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信息。就我国而言，在民法典通过以后，未来可在相关单行法或司法解释中对此类内容予以细化。

而采取涉及或影响措辞，可涵盖异种移植和基因驱动问题，比如将猪的基因移植到人体，或者仅是在动物或植物间做基因突变、基因修饰活动，但会影响环境和健康，如产生新病毒变种，这显然也会影响人类(例如改变动物基因以研发抗病毒物质)，需要经过伦理审查。５．对生物信息的处理作出原则性规定。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因为行动自由往往表现为身体的移动自由，行动自由在解释上也有弹性，甚至可以涵盖从事特定活动的自由。而婚姻家庭与继承均取决于一定的行为或事实状态，某种意义上属于特别法，因此它们与人格权编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②发表具有性色彩（sexuallycoloured）的评论。

赔礼道歉的功能在于让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的错误，厘清是非，也给受害人一个说法。另外，如果是公益性的法人，就某人针对法人所代表的群体所进行的侮辱性言论（例如种族歧视）提起诉讼，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因为如果某人衣着暴露出入公共场所，显然明知其会吸引部分公众的关注，在此情况下，他人在公共场所的拍摄（如侵权也只可能是侵犯肖像权）、窥视行为推定为获得了其默示的许可，不构成侵权。建议我国可采取著作权的模式，时间设定为死后50年。

为此，建议第五章标题中删除荣誉权。欧盟GDPR条例第25条规定了设计和默认状态下的信息保护原则，要求信息的控制者在决定处理方式和进行处理时，以有效的方式采取适当的技术性和组织性措施，将必要的保障措施纳入信息的处理过程。

４．增设对于特定敏感信息收集的限制性规则。就此而言，国外的有关立法尤其值得关注。在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的过程中，曾有委员建议，除了草案所列内容之外，还应将自然人的基因信息、医疗健康信息等明确为个人信息。这一规定的原因显然在于禁止对人体进行商业化利用。

媒体在收到回应之日起，三日内告知是否刊载。因此，建议该条文进一步加以明确:涉及或影响人类基因组、人类胚胎改变的行为，应当以治疗疾病和提升人类福社为目的，并依法通过伦理审查，不得危害人类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归根结底，所谓荣誉并非人格要素，不能成为人格权的客体，而所谓荣誉权也不符合主观权利的构成范式，难以在客体与主体之间形成归属—控制关系。这就是说，此类所谓的物质性人格权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有别于其他类别的人格权（所谓的精神性人格权），不适用比例性原则。

对敏感信息的收集处理，必须基于公共利益（例如为履行法律设定的职责）并遵循法定程序，并征得信息主体的明确同意。而行动自由则强调人身行动的自主性，不受外界干预。

第六，修订第960条规定，将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恢复为《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为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预留余地，尤其解决非营利法人的非物质损害赔偿问题。这一责任形式在公法上亦有广泛适用，从国际范围来看，政府就历史上的错误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家属做出正式道歉的事例，并不鲜见。显而易见，这是对2018年11月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的立法回应。说到底，对于具体人格权如何进行类型化，这显然属于法学研究的范畴。

显然，中国法上的信用权的内容，本质上属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因此应该迁移到个人信息一章之下，而不应置于名誉权的框架之下。另外，需要特别警惕信用评价体系异化为新时代的人格减等（Capitisdeminutio）制度，后者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差异化的制度，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规定了不同的条件，是身份等级社会的典型特征，显然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平等价值背道而驰. 至于荣誉权，学界通说均认为其非为人格权。

由此，强调对基于自动化系结果的所有决定的司法可诉性而非仅仅是被动的服从与接受就尤其重要，以确保决定的公正、公平和合法性。而在具体人格权部分，则是采取具体逐一列举的模式。

但草案的这一做法显然也存在局限性，身体权更多的强调人对于身体完整性的维护。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